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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籍知識

影印的先驅覆刻古籍
發布時間:2016-04-25 17:48:02 信息來源:金華市成蹊信息發展有限公司 點擊量:


要影印古籍,必須先把古籍攝影,然后制版印刷。因此,在攝影術沒有發明并傳入之前,我國出版古籍是不知道用影印這個方法的。但當時也有類似的方法,即把一部古籍照樣翻刻。這在版本學上有個專用術語叫“覆刻”,也可以叫“影刻”,有時也叫做“仿刻”。但“仿刻”這個術語用得似不夠穩妥,因為只叫“仿”,自可不必力求逼真,不如用“覆刻”、“影刻”來得確切。 

宋元時人刻書是否有用覆刻這種方法,因為流傳下來的宋元本太少,無從比對,已難弄清楚了。明代則確有覆刻之事。有一部元虞集的《道園學古錄》,是明景泰時刻本,但字體、版式完全同于元建陽刻本,前人定為據元刻本覆刻,并認為是用元刻印本直接貼到書板上覆刻。這是很有可能的,因為在明代前期,元刻本還不像后來那么珍貴,為了刻書犧牲一部元刻本不見得會怎么心痛。但正由于當時還不甚珍貴元刻以至宋刻本,所以刻書時不一定要求保存宋元刻本的本來面目,往往寧愿脫離宋元本的字體、版式而重新寫刻一通。以后,明嘉靖本多仿南宋浙本,但只是仿其版式,其字體則比較規范化,沒有刻意追摹南宋浙本的歐體字,所以不算覆刻。清初的寫刻中有一種字體方勁的,頗有點近似南宋浙本,如張士俊刻的《澤存堂五種》就是其中刻得最精美的,而且版式也規摹宋本,但仍不是覆刻,最多只能算仿宋刻。 

    乾隆、嘉慶、道光時仿宋刻書更為盛行。因為當時不僅宋本已極名貴,追求宋本即所謂“佞宋”已成為時髦的事情,就是清初毛氏汲古閣的影宋抄本,即所謂“毛抄”者,也已被視為僅亞于宋本一等而珍藏起來。照宋本式樣來刻書,既可以一定程度上滿足“佞宋”者的要求,又可以抬高刻本的身份,刻書的人對此又何樂而不為(有一部孫星衍仿宋刻《說文解字》的最初印本,書名頁上打有“每部工價紋銀五兩”的楷書朱記,紋銀五兩幾相當于當時一冊南宋書棚本唐人小集的價錢)。不過這種仿宋刻本在刊刻時已請人重新寫樣,和原本的宋體不甚相近。如胡克家仿元刻《資治通鑒》,原本是建陽刻顏體字,胡本卻刻成歐體字。胡氏用南宋池陽郡齋本仿刻的《文選》也是如此,原本略帶顏體,胡本也刻成了歐體。因此這些刻本只能算仿刻,仍不是覆刻。 

    真正的覆刻本到清季才流行。最早是光緒初年黎庶昌出任駐日公使時在日本編刻的《古逸叢書》。本來,日本人覆刻宋元舊本的技術是很高明的,有一部日本慶長時(相當于明萬歷時)覆刻的元至正丙午南山書院本《大廣益會玉篇》,除紙張、裝潢外,和元刻本簡直難以區別。黎庶昌編刻的《古逸叢書》就是在版本專家楊守敬的協助下,選擇流傳在日本的宋元本、古寫本請日本的木村嘉平等高手影寫覆刻的,除筆道稍呈光潔外,較原本可謂十分逼真。此后,國內覆刻宋元舊本漸成風尚,清末民國初年的許多藏書家,如繆荃孫的藝風堂,徐乃昌的積學齋,蔣汝藻的密韻樓,張鈞衡的適園,劉世珩的玉海堂,劉承幹的嘉業堂,以及陶湘、董康等都覆刻了不少,或單行,或匯成叢書。其中在上海的均由擅長此道的刻工湖北黃岡人陶子麟奏刀,在北京則由琉璃廠文楷齋承辦,覆刻的精美程度僅略遜于《古逸叢書》。 

影印舊本古籍這項事業,就是在這種覆刻古籍的空氣中成長起來的。

(來源:(摘自黃永年《古籍整理概論》,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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